影视圈里的“打工人”转变

在当代青年文化中，“打工人”一词逐渐成为自我调侃的代名词，同时，一系列反映这一群体的文艺作品也应运而生。这些作品虽然依旧属于“职场”题材，但它们的精神内核与过往的职场题材作品有所不同，观众对“打工人”的共鸣取代了对“白领”形象的浪漫化想象。这种转变，正是时代变迁的体现。

从文学到影视作品，职场题材一直广受欢迎。然而，近期如《年会不能停！》、《银河写手》、《疯狂星期一》等作品，与十多年前的职场作品相比，展现出了不同的精神面貌。观众的情感认同逐渐取代了对白领生活的幻想，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这一时期，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出现，大众传媒，尤其是时尚杂志，以及以“商战”为主题的电视剧，共同塑造了这一群体的审美趣味。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职场题材创作逐渐转变为构建“白领”形象，关注中高收入人群。然而，随着互联网影视作品的流行，职场空间更多地被用作“恋爱”或“爽文”的背景，职场的真实性被掩盖，白领形象的想象似乎已经完成。

然而，如今“打工”一词的回归，似乎意味着这种想象不再重要。在经济逐渐平稳发展的当下，变化已经发生，这是时代特征的体现。

“打工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如深圳等外来打工人口较多的地区，出现了《打工小说》等杂志。如今，如皮村的《新工人文学》等作品继续发展，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诞生了如范雨素等受关注的“工人作者”。

然而，当年的打工与工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打工人”在含义上有所不同。但为何今天二者能够联系起来，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电影《年会不能停！》为例，该电影以“互联网大厂”为原型，展现了职场空间。这一词汇最初带有自嘲意味，是互联网公司员工对自己工作环境与工厂相似的一种表达。而“打工人”这一称呼，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了一种自嘲的方式。

该作品将90年代的工厂生活与当下的互联网公司联系起来，不仅在角色设置上，也在叙事结构中。由大鹏扮演的男主角胡建林，从工厂工人出身，进入“大厂”工作，与都市精英共同工作，通过幽默讽刺的方式，描绘了“打工人”的生活和职场环境。影片通过蒙太奇手法，将90年代的工厂生活与当下的“打工人”生活并置，胡建林成为联系的纽带。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和主题曲《打工人之歌》，将不同年代的“工人”与“打工人”联系起来，形成了情感结构的链接。

这种同构在《银河写手》中更为明显。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镜头是主角编剧与外卖员相视而望，渴望成为对方。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外卖员还是编剧，都被同构为“打工人”。

这与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共享相同的情感结构，观众/读者将这些作品与自己的真实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认为所有劳动者本质上并无不同。

日本电影《疯狂星期一》在国内上映后，也与这股潮流有关。影片将职场设置在一家小型广告公司，员工陷入了时间循环，重复着无聊的工作，反映了设计行业的重复性。影片中，打破时间循环本身就是目的，意味着主角要放弃工作晋升的目标。

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打工人”形象，意味着人们关注的是职场背景下被遮蔽的真实劳动和情感疲劳。例如，港剧《新闻女王》虽然主角是精英媒体公司的主播和管理阶层，但观众将这种夸张的氛围与自己的真实工作环境联系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已经失效，留给观众的是与自己工作体验密切相关的现实。类似的例子还有近日上映的影片《白日之下》，虽然并未着重刻画新闻工作者的职场生活，但仍有影评将其与职场联系起来。

尽管《年会不能停！》、《银河写手》和《疯狂星期一》等作品在解决问题上并不可靠，但观众已经学会从作品中挑选出自己真正关心的部分。

可以说，“打工人”这一称呼的广泛流传，反映了经济从急速上升进入新常态后，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外部想象回归到了与自己现实经验更贴近的真实生活。这可能是必然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意味着中国的“职场”题材正在经历一种“打工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