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闲第二季怎么就跪了两次？

穿梭于一个未曾有杜甫、曹雪芹驻足的时空：

《红楼梦》一书问世，引得京城纸价飞涨；京都诗会上，杜甫的《登高》让他声名鹊起；祈年殿背诗三百，一夜成名，成为诗坛新星。

范闲的非凡人生，仅是《庆余年·第一季》广受好评的诸多因素之一。

五年的漫长等待后，《庆余年·第二季》终于揭开面纱。

原班人马的回归，堪称奇迹；首播之日，便以“剧王”之名横扫各大平台，声势浩大；热搜铺天盖地，是实至名归，还是对剧迷情感的一次辜负？

随着剧情的推进，答案逐渐明朗。

一

第一季中的范闲，面对皇帝不屈不挠，庆帝以慈父之态宽容了他。整个故事中，范闲始终站立，面对人心的险恶和权力的狡诈，巧妙化解危机，揭开身世之谜。

第二季回归，范闲在归途中遭到二皇子的威胁，巧妙设计假死，重返京都。他的假死，对庆帝而言，是大逆不道。要想破解困境，必须冒险面圣，求得宽恕。

于是，他潜入皇宫。这一次，他选择了跪下，姿态放低，陈述原委，同时表达忠诚。几集之后，在庆帝的家宴上，他再次跪下，请求庆帝惩治奸臣。

第一季中的傲骨，似乎被第二季中的权宜之计、示弱、无奈和悲哀所掩盖。

范闲两次跪下的形象，显得有些狼狈和丑陋。他寄希望于皇帝能够公正无私地惩恶扬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迎合，正是剧集前几集备受争议的主要原因。

编剧王倦及其团队，喜欢在朝堂与江湖之间，加入喜剧元素，在严肃宏大的叙事中，突然加入幽默。

第一季中的喜剧角色：市井小民王启年、贪财的范思辙、油滑的辛其物、滑稽的郭保坤等，为全剧增色，平衡了权谋剧的残酷与沉重。

第二季，主创团队有意放大这一优势，于是开启了全员喜剧人的模式：

开场，范闲的死讯传回京都，庆帝的狂奔，一个深谋远虑、威严的帝王形象，以一种带有喜感的方式出场，虽然有趣，却被认为与角色设定不符。

第一季中端庄、恭谨且心怀不轨的太子，在第二季变得放纵不羁：变得像个市井无赖，玩起了装疯卖傻，嬉皮笑脸，挑眉弄眼，在母亲寝宫中脱鞋放松，过于夸张，甚至疯狂。

二皇子的形象没有变化，但为了实现喜剧效果的普及，《狂飙》中的冷酷杀手“老墨”加入本剧，成为二皇子的贴身护卫，他的憨厚、直率与自诩要考功名的书生气质，确实创造了一些热门话题。

王启年的喜剧定位至关重要，第二季为了增加他的喜剧元素，引入了第一季未曾露面的妻子和女儿，还加入了“伦理梗”，女儿称“霸霸”，父亲称“小年年”，编剧过分强调“惧内”的情节，反复调侃，似乎担心观众不会笑。

其他角色，也都在努力搞笑。北齐公主的社交恐惧和坚强镇定，随行侍女因惊吓而掉落宝剑（类似于相声中的“掉凳”），抱月楼的花魁展现了最强打工人的形象，三皇子扮演了可恶的“甲方”，以及夸张的群演在模仿范闲时，所展现的喜剧氛围，完全超出了正常范围，接近于大型小品的联欢感。

这种过度的、疯狂的、不惜破坏第一季人物设定的喜剧营造，过于泛滥，而且大多数已经脱离了范闲的觉醒与成长、京都的权谋与斗争这条主线，独立于范闲而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喜剧而喜剧，强行逗笑观众。

因此，假死欺君，这个连接两季的重要情节，变成了一场轻浮的游戏。范闲的布局与破局，也变成了一个乏味的笑话。最终削弱了权谋的观感和人物的成长空间。

《庆余年2》前三集的问题，就在于过分依赖喜剧，试图以此赢得观众的喜爱；却不知道，虽然观众喜欢喜剧，但需要适度，否则只会感到尴尬。

二

范闲的两次下跪，隐藏着两种情绪。

第一次下跪时，他面前有一只瓢虫。瓢虫无法翻身，六只脚慌乱地摆动，像是一个被困的囚徒。范闲一边向帝王慷慨陈词，一边关注瓢虫，还用手帮助它翻身。

这是编剧的技巧，用瓢虫比喻范闲，从困境到飞翔，表示欺君的局面已经破解。此外，瓢虫还有一个作用：它打破了这个严肃的场合，让下跪变得滑稽。

因此，他只是身体上跪下，精神上仍然站立。

第二次下跪，他再次请求皇帝铲除奸臣，但未获批准。皇帝离开后，范闲满脸愤怒，缓缓站起，蔑视皇子，然后离去。

这次跪下，打破了对帝王的幻想。此后，他不再依赖皇权，而是与皇权周旋，用自己的方式维护正义。

从滑稽的下跪到愤怒的下跪，暗示着范闲的觉醒和成长。

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棋子，参与《庆余年》中六个“父亲”的操控、计算和争斗。所谓的六个“父亲”是指：亲生父亲庆帝，养父范建，教父陈萍萍，岳父林若甫，师父费介，舅舅五竹。

在这些权势显赫、智慧超群、武艺高强的父亲们的庇护下，范闲得天独厚，应有尽有，堪称古今第一“爽”角。但他仍然是一个棋子。他所有的行动，只是父亲们推动的结果。

直到从北齐归来，经历了假死风波、抱月楼惨案、告御状无效后，范闲的膝盖再也跪不下去了。他明白，作为一个棋子，无法控制棋局；只有成为棋手，才能与父亲们平起平坐，在复杂的朝廷中伸张正义。

从那时起，范闲开始谨慎地“相信”一些父亲，“考察”一些父亲，“反对”一些父亲。这是他的成长，也是第二季叙事的核心。

而这种成长的实现，恰恰来自于对喜剧的背叛——即目前剧集所展示的两个悲剧情节。

一个是卖菜翁老金的故事。

老金被宫中的太监压迫，欠下巨额债务。为了偿还父亲的债务，女儿愿意卖身到“会员制”的青楼。在范闲的帮助下，老金得以进入青楼看望女儿，但出来后却惨死街头。

生命如草芥的卖菜翁，就像第一季中死去的滕梓荆。在皇子贵族和权谋算计中，他们并不比一只蚂蚁更有价值，可以轻易地被杀死，被抹去。然后，他们还会惊讶于范闲为什么要为这些普通人、普通守卫与权贵作对。

老金之死，是对叶轻眉所立碑文的蔑视。她和她的儿子范闲，拥有现代知识和人权理念，希望法律为人民而立，人人平等，没有贵贱之分，世界上不再有压迫和不公（猫腻原著中的碑文更加激动人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国王）。

保护碑文，就是保护一种良知和信仰，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正是大众期待的《庆余年》的亮点。

老金之死，激发了范闲。剧集从肤浅的喜剧联欢会迅速转向权谋主线。真正的爽文，不仅仅停留在身份、地位、财富和婚姻上；而是同情人民的苦难，怜悯众生的弱点，因此奋起抗争，将同情转化为力量，与天斗，与权势和不公斗。

随后出场的邓子越，是另一种悲剧。曾经，他有勇气，为了揭露军营的腐败，浴血奋战，誓死上报；加入鉴察院后，不媚上，不欺下，不苟且，勇敢正直，决心清除邪恶。

但是，在官场沉浸多年后，那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用血引来雷霆”的年轻人，最终被磨平，只能和光同尘，才能稍微做些事情。中年的他，最终还是跪下了。范闲发现并理解了邓子越，他需要唤醒这样的正直官员，组建一个“正义